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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zcxj0910 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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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重整实体经济:温州“草根经济”已开始脱胎换骨  

2013-08-07 01:11:22|  分类: 法制论坛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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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州鹿城区车站大道边一间狭小的足疗店里,董桂发一边给客人修脚,一边兴致盎然聊着黄金投资。修罢,擦擦手,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,介绍他的另一个身份——众博藏金资讯未来联盟俱乐部副总裁。

  他称自己只是在朋友店里客串一下,主业其实是投资咨询,炒汇、炒金、炒股和炒房,企业注册资本接近200万元。

  在温州,这种情况并不奇怪。洗脚上田,农民本色未改,即摇身为老板,成就了三十多年的温州传奇。

  “能闯能拼,让温州人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。”温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朱鲲表示,温州缺乏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,只能靠一代代温商的努力来累积资本,但也正是他们的“不安分”心态,让企业做不大。

  资料显示,温州全市个体工商户和企业数量共约50万家,近年来每年平均倒闭约3万家,每年新增约4万家,平均19个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。

  数量如此庞大,但上市企业却仅12家。大量企业甚至拿不出规范的财务报表,绝大部分企业家仍将个人财产与企业资产混为一体。

  赚快钱的心态,决定了资金流动的不确定性,决定了企业低、小、散的特性,产业长期难以升级,进而作用于城市发展,并反作用于新生的企业,恶性循环。

  2011年的民间金融风波,让许多温州商人数十年的家业毁于一旦,至此,温州人才真正发现规范、引导和监管的重要性,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他们的燃眉之急。

  年产7000万元的个体户

  一大早,王年刚就大汗淋漓奔走在酒楼大堂。这位温州新新雅餐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,习惯了亲力亲为。

  近两年宏观经济下行,温州餐饮业整体低迷,乐清原有的11家酒楼倒闭了5家,但王的团队业绩逆势而上,去年三家酒楼和一家宾馆一共实现7000多万元的产值,今年还准备再开一家酒楼。

  这家当地餐饮业的龙头老大,几周前却还只是个体户。

  新新雅是老板从1994年白手起家创立的,经营小海鲜生意,现今已拥有三家酒楼和一家宾馆。但快十年了,老板才第一次当上董事长,王年刚也才有了总经理头衔。

  由于用工量较大,王年刚常会奔赴外地招聘毕业生,但每次拿出营业执照都会引发一阵尴尬,个体户的资质难免遭到质疑。只有将酒楼的照片、视频一一展示给校方,学校才能确认其身份。

  如果不是遇上政府的优惠政策,王年刚还将继续面对这样的尴尬。

  温州市政府今年推出的“三转一市”政策,即“个转企”、“企升规”、“有限转股份”、上市。王的酒楼就属于“个转企”。

  市政府承诺,对改制之前的税收、财务等问题既往不咎。安全、消防等前置审批条件,也仅凭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,就可直接办理。改制企业新增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,也差异化实行两到三年的减免,且三年内政府不主动查账,给足企业缓冲时间。

  回忆起乐清柳市镇政府为“个转企”召开的动员大会,王年刚笑称,“后排座位挤满了,再搬来椅子也不够坐,晚到的就只能站在门口。”也正是那天,他才知道“还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个体户”。

  仅仅在乐清,符合企业注册条件的个体户就超过6000家。

  对于新新雅这类优质个体户来说,转企不但未增加负担,还能规范发展。“这是今年最好的政策。一年能减免税收好几十万元,在外招工、谈生意的底气也足了”,王年刚说。

  即便是对于年利润仅3%-5%的微利个体户,税收减免也将促其正常生存,并能让企业家真正了解自己的资产、成本和盈利能力。

  “三转一市”

  温州市场主体规模普遍偏小。全市40.7万个个体户中,注册登记100-500万元的仅766户;全市10万余家民营企业中,统计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仅50家,中型企业只有669家,其余都是小微企业。

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温州始终缺乏央企的带动力,缺乏大财团、龙头企业的引导作用,主要凭中小微企业在市场中摸爬滚打。

  “个转企”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一步,政府已规划今年改制20000户、三年内改制35000户的任务目标。

  王年刚反映,前几年之所以没有意愿,除考虑税收压力外,也对整个转制程序的繁杂有所畏惧。但动员大会的第二天,老板,也就是转企后的董事长,便迫不及待地奔忙去了,让原本可能耗时一年的程序,最终在20天内完成。

  接下来的数月里,温州将迎来“三转一市”的高峰期。

  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6月,温州3.5万家工业企业中,规模以上企业4289家,仅12%左右。

  此外,温州境内外上市公司仅12家,只占浙江省的1/30,融资不过173.19亿元,发行公司债也只有28亿元。

  “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企业不达标,很大原因在于氛围营造不够、上市环境较差。”温州市副市长胡纲高表示,面对成本上升、管理精细化以及宏观市场的转变,温州已经在如狼似虎的竞争中渐处劣势。

  对于政府而言,提升企业层级已是当务之急。眼下,“个转企”已经完成11800多家,并且距离今年实现500家“有限转股份”的目标也日益拉近,另还有50家股份公司今年内将进入上市准备阶段。

  “政府终于出手,这是最为积极向好的信号。”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评价。

  温州产业升级过慢,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家不愿做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,源于企业缺乏向上发展的内生动力。政府不引导,则绝大多数都安于现状。在林毅夫看来,与温州一岭之隔的台州市,早年同样依靠小商品经济起家,各方面条件均与温州几乎毫无二致,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政府效力。“台州之所以避免了危机,就在于企业提升、产业升级相对成熟。例如,吉利集团并购沃尔沃,台州政府给予了莫大支持”。

  回归实体

  与“三转一市”同转的,还有“虚转实”。这方面,市场给温州狠狠上了一课。

 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,温州因此前自发进行过投资结构调整,暂未伤筋动骨。当中央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、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并推行十大产业振兴政策后,温州民间资本便信心满满地大举杀入房地产、矿产和新能源等领域。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,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,全市100家明星企业中半数以上涉足楼市。全国地市级和县级城市的房地产项目,大部分由温州人牵头开发。

  “那时,温商连四、五线城市的房产市场也不放弃。宁夏、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的旧城改造,开发商几乎全是温州人。”温州市副市长朱忠明回忆道。

  2011年,国家信贷政策全面收紧。4月,涉及前述领域的温州企业开始资金链紧张,被迫转向民间借贷,促使当年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从年初的23%上升至9月份的25.4%,导致1-7月份规模以上企业财务成本同比提高43.5%。9月,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,上百位企业主出逃,两百多家企业倒闭,多位涉及民间借贷的人士自杀。温州瞬间成为区域性金融风波的重灾区。

  朱忠明说,当年比较“笨”的企业,不懂房产、股市投资,眼见别人的资产以亿元级增值却从未出手的人,当下不但生存无忧,还能稳步做大、利润可观。“而当年赚大钱的,第一桶金挖够了的,现在无人不亏。”

  惨痛的教训让温州人明白了“脱实就虚”之害。

  一位投资矿产失败的温州老板反映,初中文化的他曾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,在企业逐渐变相成为融资平台后,大手笔投资频频出手,直至巨亏3亿元。

  至于原有的“熟人社会”及其创造出的担保链模式,温州如今的企业家基本再不会仅凭一通电话就借款往来,审时度势和一纸契约,开始受到重视。

  “企业家终于变得趋于理性,尊重契约精神。”朱鲲说,原有模式已彻底摒弃,过度信用所导致的滥用也已经消失,洗牌、阵痛可让整个城市的商业文化向前进步十年。

  规范缺失的温州“草根经济”,开始脱胎换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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