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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温州政府“变脸”:首次公开2012年9项“垫底”数据  

2013-08-07 01:27:07|  分类: 法制论坛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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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8日,中共温州市委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常委会,首次公开“垫底”数据,正视“温州落后”能现实,并自我告诫“温州到了一个不进即退的重大关口”。

  官方数据显示,2012年温州大多数主要指标处于浙江省倒数行列,其中9项倒数第一,4项倒数第二。

  温州,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之一,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大风向标,以民营、民富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享誉海内外。但新世纪以来,温州进入“全民炒房”时代,大量资本纷纷加入投机炒作大军,实体经济每况愈下。

  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,温州经济愈显乏力,各项指标开始下滑。2010年开始爆发企业倒闭潮、老板跑路现象,至今未绝。

  企业薄弱、人才匮乏、资金外流与政府缺位,使得温州的民间经济危机集中爆发。而长期投资不足所造成的自然、人居、商业环境滞后,导致资源错配和缺失更加严重,陷入恶性循环。

  “只有改革才能救温州。”温州市发改委主任方勇军说,温州需要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,来一次“凤凰涅槃”。

  危机

  国际金融危机给温州带来的创伤,至今没有抚平。担保链痼疾的镣铐,许多温州企业依然深陷其中。

  李成文最近就显得很无奈。这位华通机电集团的董事长,几个月来因深陷森泰集团破产担保链而忧心忡忡。

  在李成文眼中,森泰集团董事长胡志明原本是当地企业家的榜样。胡志明几十年如一日,每天早七点即上班,精于实业,此前几乎从未有过项目亏损或投资失败事例。

  但2013年2月20日,胡志明向乐清市政府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,要求破产重整。

  这让李成文震惊。凭两人20多年的老交情,华通机电集团曾为森泰集团提供了1.87亿元贷款担保。

  据悉,华通机电集团自身互保圈中共5家企业,除森泰外均良性运营,仅华通集团去年产值就达11亿元。但由于客观形势,其年净利润率已下降至3%左右,且今年上半年继续下滑。一旦为履行代偿责任并因此遭遇银行抽贷,华通也不免陷入艰难境地。

  李成文提出,政府应该彻查森泰可能存在的资产转移、逃废债务和虚假破产行为,否则将引发更多的企业相互效仿、逃避责任,从而彻底拖垮温州经济。

  在整个温州,潜在的“森泰”正在增加,担保链危机在深化、扩散,并逐渐由银行非理性抽贷转变为企业非理性逃债。

  温州市银监局局长赵秀乐反映,企业家面对潜在风险时,效仿森泰的越来越多。在企业账目不清、体制不全之下,“坑蒙拐骗”现象明显多于去年,由此至少牵连到一半以上的企业。

  “加速资产处置,是快刀斩乱麻的策略之一。”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朱鲲表示,企业资金链难题并非完全源于经营困难,部分来自于资产难以处置或处置过慢,“银行的处置程序大概需要两年”。

  他介绍,在温州地价偏高、企业拿地困难甚至长期租用厂房的背景下,问题企业的厂房处置其实很抢手,“只要舍得出手、稍微让利,3天内就有人接盘”。

  不过,温州企业家多为白手起家,总期待能有救活之时,或至少遇到个大手笔的接盘者,遂往往选择硬撑下去。这成为担保圈危局的“魔咒”,风险一圈一圈向外扩展。

  目前,温州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0%左右,尚属良性。但如果担保链问题进一步深化,涉及担保圈企业的资产又会变坏,进而形成恶性循环,波及温州整个产业经济基础。

  2010年起,曾习惯放手于市场、坐享“无为而治”之利的温州市政府,意识到这一危机,开始出手。

  近来,温州市政府成立了10个风险应急处置工作小组,派驻全市27家金融机构,一方面协助融资担保体系来切断担保链,一方面负责政府应急转贷资金的调配。目前,获得应急转贷的企业债务达数千笔,实现转贷150亿元左右,且以每天数千万元的速度增长。

  “空心”

  温州人并不缺钱,缺的是留在本地的钱。温州也不缺人才,缺的是留在本地的人才。

  温州现有总人口946万人,但多达240多万生活在异乡,其中170万人在外省市,70多万人遍布国外,构筑起遍布全球的庞大网络。粗略统计,温州人在外创造的GDP,相当于温州本市GDP的60%,形成了市外有“市”的体外经济。

  “十一五”期间,温州人在外的实业投资达3000亿元,而同期温州全市工业投资仅1300亿元。此外,温州还有近6000亿元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,幽灵般出没于全国各个领域。

  据统计,19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。无论是否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,往往最终会选择离开。如龙头企业正泰集团、德力西集团等等,在当地发展壮大后,纷纷外迁。留下的本地企业,多在低、小、散层次徘徊。

  温州市副市长胡纲高反映,温州经济减速的根源就是人才外流。巨量的外流人才和资本,一方面提高了温州城市的知名度,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当地经济发展能力。

  “高端人才的环境要求较高,需要体面、舒适且有尊严的生活。而资金和项目跟随人才的迁移,是进一步动摇城市发展的根本性要素。”方勇军说。

  在温州待了10年的一位网友在当地网站上表示,“我确实看不惯温州的环境、房价、教育等各种基础设施”,举家迁往杭州。

  一位名叫潘福占的温州市乐清人士在北京拥有一家速记公司,并成家、定居下来。他表示,10多年里回家次数寥寥,因为“交通太不方便”,而且农村“用水、用电不行,没有互联网”。

  他的中学同学中,近1/3都选择在俄罗斯做生意,销售中国和东南亚的廉价服装,顺利时每年收益数百万元。“他们也不愿回老家,即便每天都提心吊胆”。

  2010年之前,温州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通车里程数为64.2公里,高速公路为2.48公里,不足杭州、宁波的一半。同时,温州的房价收入比高达27.8,本地居民难堪重负,外来人才也难以安居。加之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匮乏,使得一些原本意欲回乡的年轻人,也打了退堂鼓。

  《浙江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(2010年)》显示,2007-2010年,温州社会发展速度居浙江省末位,人口发展、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类指数均处于浙江省末尾。

  《中国社科院城市竞争力蓝皮书》也显示,温州城市竞争力的全国排名从2004年第10位,一路下滑至2011年的第48位、2012年的第61位。

 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有赖政府之手。2010年以前,由于担负政府投融资项目建设的国资公司等尚未到位,政府投资项目的计划执行率偏低。多达238个城中村和近4000万平米的违章建筑,像疮疤般散落在温州核心城区。

  在胡纲高看来,温州困境实际是国家经济发展难题的集中体现。2008年前后,无论房地产、矿产、艺术品还是光伏、造船业,所有可炒作的领域均有温州外逃资本的身影,“表现在全国就是楼市泡沫、艺术品造富和产能过剩,表现在温州,则是企业空壳、农村空城和产业空心。”

“补位”

  “早年强调无为而治,弱化政府职能,导致政府与市场、社会间的关系和边界不当。”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潘黄星说,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滞后,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政府转型滞后。

  朱鲲认为,温州的城建之路,晚于杭州等周边城市将近10年,晚于北京、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20年。2003年以来,温州投资率从37%下降至2010年的31.8%,而同期全国投资率却从40.9%提高到69.9%。

  2010年,温州市政府强势“补位”。潘黄星表示,从“无为而治”到积极有为,厘清政府与市场、社会的职能边界,让温州政府成为经济运行领域的“弱政府”,同时也成为城市规划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“强政府”,“把上帝的交还给上帝,把凯撒的交还给凯撒”。

  据悉,温州政府已开始实施针对城市交通、公共设施、工业园区、滩涂围垦、违建拆除等全方位重大项目的投资兴建,耗时数年培育投资环境,总涉及金额将高达近3500亿元。

  数据显示,今年来,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先于全省各市。1-5月,温州市完成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732.70亿元,增长28.1%,居全省首位。

  “加大投资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分地、笼统地扩大投入,也不意味着单一强调生产性投入。”潘黄星说,在当前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产能严重过剩、有效内需不足且创新风险过大的背景下,这一方法尤其不可取。温州之所以强调投入,很大程度上是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严重落后这一课。

  方勇军也表示,既然温州“姓公的”设施建设统统滞后,那投资就该由此开始。其中,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交通建设成为了切入点。

  温州人十年内都不敢做的地铁梦,如今正在实现。其他城市从方案审批到开工建设一般需四到五年,而温州仅用了一年半。

  目前,温州规划之中的市域铁路已达3条。海运交通、空港增建和通航机场也陆续上马。市政府正大力推行“1650”大都市规划,将全市作为组团式大都市进行整体布局,一个主中心六个副中心城市,五十个中心镇,通过轨道交通、高速公路、城市道路、国省道有机相连。

  粗略估算,“十二五”期间,温州仅交通投资就将高达近2000亿元。

  “必须补上这晚了十年的一堂课。”胡纲高表示,否则改革始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始终举步维艰。

  此外,三年来,温州陆续建成十大山体公园和五大城市公园,闲置的垃圾地和边角地也变成多个小型游园。全市范围拆除违章超3000万平方米。城中村也从去年以来走上了高速改造之路。

  市政府重点谋划的瓯飞工程,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围垦项目,已于2012年9月获批,加上毗连的龙湾二期和丁山三期围垦项目,可以形成万亩的成片圈围,跟市区建成区面积相差无几。

  老路?

  “要严防‘造城运动’。”对温州当下的“异动”,知名经济学家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如是提醒。

  吴敬琏表示,温州政府过去“不作为”,这是对的,在早期的“熟人经济”时代,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多,但现代市场经济强调非常明确的规则、法制,与之相连的便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。

  近年来,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靠房地产、政府投资拉动GDP大幅增长,同时也产生了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,以及货币超发、信用膨胀和脱实就虚的金融系统扭曲。

  在吴敬琏看来,放眼全国,盲目投资驱动、以城建拉动增长的模式已严重妨碍改革步伐。外界观察者担心,温州会否重复这条老路,埋下更深层次的隐患。

  “我认为温州政府选择了一条正道。”林毅夫表示。这位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,前不久才从浙江调研归来。

  林毅夫表示,尽管我国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幅度下滑,但远比同一时期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好,我国经济疲软并不源于投资拉动模式已不可持续,而应主要归咎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。

  “不能因噎废食,更不能将‘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’。放弃投资驱动,就放弃了发展的可能。”林毅夫说,过去的症结,在于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,“这是温州的难题,更是全国的难题。”

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·斯宾塞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,二战结束至今,全球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“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%或更高增长率”的成绩,其共同特征之一,便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。

  温州官方人士认为,短期内,缺乏投资便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,消费将成为无源之水。温州真正要避免的“老路”,在于改善投资效率。方勇军认为,政府应该以有限的投资,来解决市场和企业的外部性成本难题。

  对政府投资驱动的担忧,一个重要原因是债务风险。2009年以来,我国地方债升至GDP的20%左右,部分地区偿债风险凸现。且随着监管政策收紧,地方平台逐步转向信托等不规范、不透明的变相融资方式,各地不良资产骤增。

  与大部分地区收缩平台规模相反,温州政府于2010年起,将13家市级国资公司整合为投融资平台,注册资本金骤升26倍之多,资产总额平均达71亿元,扩容数十倍。

  仅2012年,上述平台就与金融机构达成融资意向538.9亿元,实际融资204.99亿元;承担投资计划307.61亿元,占市政府总投资计划61.8%。

  “温州土地紧缺,融资平台的贷款抵押较难保证。”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,据他了解,部分平台收益难以覆盖贷款本息,个别甚至只能以贷还息。

  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周松山对此表示,截至今年一季度,温州融资平台负债仅占年财政收入600多亿元中的1/3,加之政府常年来“无为而治”,因而政府负债率迄今仍处于全国低位,风险可控。

  魏后凯建议,资金缺口完全由财政兜底的做法不可取,温州急需一个有民资参与、直接融资渠道畅通的多元化投融资平台,否则“补位”将变得很棘手。

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提出,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建设兴利除弊的政策性融资体系,“毋庸置疑,财政必须成为后盾支持,但应体现在每年公共预算的合理安排之内。”

  即便对政府债务表示担忧,魏后凯仍然表示“对温州很有信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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